彭儒:永不凋谢的红杜鹃

    2010年10月5日，井冈山革命时期最后一位老红军、中央纪委原专职委员彭儒同志辞世，享年98岁。彭儒生前嘱其子女将其积蓄的5万元人民币交给党组织，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次党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对此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广大纪检监察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彭儒同志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做党和人民信得过的纪检监察干部。目前，学习彭儒同志的先进事迹、学习老同志光荣传统的活动，正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蓬勃开展。

    井冈山革命时期最后一位老红军走了！

    2010年10月5日，中央纪委原专职委员彭儒同志辞世，享年98岁。13．日，许许多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八宝山为她送行，向这位从井冈山一路走来，始终为信仰而奋斗，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老战士致敬，表达对老一代革命者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的深深怀念与追思！

    彭儒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女战士之一，是声名远扬的红四军“彭家将”中年龄最小的女将。她亲历了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参加过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她的青春和热血。

    2011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作出重要批示：“彭儒同志是井冈山时期的革命老战士，长期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她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在临终前，她还嘱其子女，代交了5万元给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党费。我们要学习她这种崇高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做一个党和人民信得过的纪检监察干部。”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彭儒前先进事迹，开展了学习老同志光荣传统的活动。

井冈山最早的女红军之一

    1927年4月，彭儒在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开始了她80多年的革命生涯。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来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举行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尚不满15岁的彭儒，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在她的家乡湖南省宜章县碲石村积极行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湘南起义后，彭儒担任红29团政治部宣传员。她不惧危险，每次行军都与尖兵走在队伍最前面，一手拎着装满墨水或石灰水的桶，一手拿着大号的笔，每到一地就立即刷写标语、到群众中宣讲革命道理，鼓动群众起来闹革命。

    1928年4月，湘南起义军到达宁冈，随后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胜利会师，这就是著名的“朱毛会9币”。在会师大会上，彭儒怀着喜悦的心情，登台表演了独舞“葡萄仙子”，受到了l万多名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红军会师井冈山后，面临着敌人的大举围剿。彭儒和其他女同志一边为前线的红军、赤卫队送饭送水，一边日夜忙着削竹钉，赶做红军的布鞋草鞋。她们还经常去红军医院，帮助伤病员洗衣服，给伤员喂水喂饭。在1928年6月的龙源口战斗中，彭儒和嫂子吴仲廉冒着枪林弹雨，怀揣手榴弹在阵地前向敌人喊话，以宣传攻势配合火力攻势。最后，红军全歼敌杨池生、杨如轩两个精锐团，取得井冈山时期最大的胜利——龙源口大捷。彭儒和宣传队员们高兴地唱道：“不费红军三分力，吃掉江西两只羊（杨）。”

    1928年秋，由于年龄小，陈毅决定并动员彭儒不再随军行动，留在湘赣边界特委做妇女工作。这期间，她与时任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结婚。两人从此相濡以沫，患难与共。

     不久，红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一部分红军和湘赣边界特委陈正人、彭儒等留守井冈山，坚持革命斗争。1929年1月，敌20多个团分五路进攻井冈山，彭儒在特委的领导下，组织井冈山群众筑工事、设防线，造武器、写标语，配合红军备战。战斗中，彭儒率领妇女宣传队和担架队冲行在战壕里，还向敌人喊话，进行宣传攻势。坚守井冈山的红军仅干余人，与敌浴血奋战七天七夜，终因众寡悬殊，加之叛徒带路，井冈山失守了。彭儒与陈正人在井冈山上坚持斗争，与敌周旋40多天，后与宁冈游击队何长工会合。随后，他们逐渐恢复了湘赣边界特委的工作。在特委的领导下，许多区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很快又恢复了局面，后来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一翼。

    1931年1 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担任苏区中央局妇委委员的彭儒，在大会秘书处工作，出席了这次会议。

    虽然年纪不大，但彭儒致力于根据地开展妇女运动却有声有色，与吴仲廉、曾志一同被誉为井冈山妇女运动的“三杰”，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儒是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之，一，丈夫陈正人被留在苏区，夫妻二人面临生离死别。但彭儒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毅然踏上长征之路。队伍出发不久，中央组织局又决定要彭儒返回苏区，陪陈正人去上海养病。董必武出面找她谈话，她服从决定返回苏区，找到苏区中央分局陈潭秋等人，被任命为于都县委宣传部长，在中央苏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

    与许多革命先辈一样，彭儒的出身并不贫苦。她的父亲因参加过辛亥革命有功，当过四属宜章县议员，是一位开明的乡绅。他鼓励子女上学读书，对他们参加革命也持同情态度。多年后，彭儒在谈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形成过程时，对子女们说过：“小时候看到穷人受苦受累，吃不饱、穿不暖，我很同情。后来读了马列主义的书，感觉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最光明的社会，我要为它奋斗。这个信念一旦形成，我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参加红军后，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亲切教导和直接帮助下，彭儒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红军官兵平等，同志亲如兄弟姐妹，也让彭儒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当时红军无论官兵每人每天五分菜金，生活十分艰苦。一天，彭儒听到一些战士在风言风语，说什么“毛委员表面上跟我们吃一样的饭，实际上好东西都放在碗底”。彭儒虽不相信有这种事，但也不能确定，便去探探虚实。到毛泽东、贺子珍吃饭时，她便赶过去。毛泽东、贺子珍很喜爱这个小妹妹，就招呼她一起吃。彭儒坐下来，拨弄着碗筷，嘴里不怎么动，眼睛却紧紧盯着毛泽东的饭碗。待毛泽东的一碗饭快吃完时，她突然伸过头去，仔细端详一番。几番打探，彭儒终于确定了毛委员的碗底根本没有鱼肉。毛泽东吃的无非也是茄子、辣椒一类的菜，与战士们吃的没有什么区别。通过这件事，彭儒从心底里更加喜爱红军这支人民的军队，坚信这支军队一定能够为人民谋幸福。

    在几次关键时刻，彭儒都经受住了革命理想、信念和，意志的考验，成为一名从大风大浪里闯出来的真正共产党人。

    1928年7月，彭儒所在的红四军29团攻打郴州失败，部队在撤离的过程中被冲散，彭儒的背包也被子弹横穿了一个洞。在这次战斗中，彭儒的堂哥、堂姐都英勇牺牲了。此时，面对白色恐怖，很多人畏缩了，跑回了家。彭儒虽然很难过，但没有丝毫犹豫，毅然随余留的部队返回了井冈山。

    1929年初，井冈山失守，湘赣边界特委只有陈正人、彭儒和王佐农三位同志还留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井冈山上。那年冬天出奇的冷，一连下了40天的大雪。敌人天天搜山，到处烧杀。怀孕的彭儒每天拄着竹棍在雪地里艰难行走，既要躲避敌人的搜捕，还要解决另一个大难题——没有吃的。他们经常在被敌人烧焦的废墟里找到一点烧煳了的谷粒，就着野菜、竹笋，熬些汤喝。更难受的是没有盐吃，人人腿发软，心发慌。晚上没有盖的东西，只能用杉树皮当垫被，上面盖着一条破了十几个洞的棉花套，冻得整夜难以入眠。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陈正入、彭儒没有低沉悲观，而是积极设法寻找失散的同志，组织群众，迅速恢复了游击队。彭儒生前回忆那段岁月时曾说：“尽管那时的战斗、生活如此艰苦，但是我们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一点也没有动摇，坚信井冈星火必定燃遍全国。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形势十分危急。苏区中央分局通知陈正人和周以栗立即化装前往白区治病，并要彭儒化装成护士随行。不料，途中遭遇敌人袭击，周以栗牺牲，陈正人与彭儒只得返回苏区。1935年4月，留在苏区的陈正人与彭儒随独立三团行动。突围过程中，部队遭到敌人阻击，又被一路尾追，战斗不断，减员严重，所剩战士不多。彭儒不幸在安远附近被俘。面对敌人，彭儒坚持说自己是普通的百姓，给红军洗衣服的，终于骗过了敌人。正巧彭儒的大哥在广州，接到消息后立即托人写了保释信，把彭儒保释出来，并接回广州。不久，陈正人也辗转来到广州，夫妻二人经广州、番禺，最后会合。为了躲避广州的白色恐怖，陈正人、彭儒一起回到彭儒的家乡——宜章县碕石村。

     在碕石村陪同丈夫陈正人治病期间，彭儒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心中的信念，每天都在关心国内形势，每天都在打听党的消息，并且为回到党的怀抱做着各种准备。“西安事变”爆发后，陈正人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当即决心前去找党。

   1937年6月，彭儒与陈正人终于来到延安。毛泽东设家宴招待，并鼓励他们：“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

     解放战争初期，彭儒担任延吉市委组织部长。当时的延吉虽然是所谓的“后方”，但也不时发生国民党特务搞暗杀的情况，相继有几位同志被敌人杀害。彭儒面对危险，毫不退缩，坚持深入到延吉周围农村进行土改，受到朝鲜族贫苦农民的欢迎和爱戴。

    1947年4月，为培养各地象需的干部人才，吉林省委在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设立高级干部班。为加强领导，吉林省委指派彭儒任高干班的党总支委员。当时的彭儒已身怀六甲，但她顾不上自己的身体，每天楼上楼下跑。忘我的工作致使彭儒早产，一对双胞胎男孩生下来一两天就不幸夭折，周围的同志都难过地哭了。彭儒虽然十分伤心，却反过来安慰大家。产后没几天，她又投身到学校紧张的工作中。

    1956年，国家农垦部成立，彭儒被任命为农垦部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人事宣教局副局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因机构刚刚成立，人员少，任务十分繁重，彭儒总是部分昼夜的工作。大家见她日渐消瘦，就纷纷劝她早点休息，可是她口头答应了，但依然每天坚持工作到深夜。

    虽然身体不是很好，彭儒却坚持深入到北大荒、海南岛等垦区生产第一线，下农场劳动和调研。她说：“要想掌握第一手资料，不仅要跑一个生产队，还要跑更多的生产队；不是光去近的生产队，还要去远的生产队；不仅要看好的生产队，还要看差的生产队。”1959年1月，她来到广东西部的团结农场。场领导照顾她，就安排她在近处劳动。可她坚持要到离场部15公里外的开荒前线去，说：“现在我们工作的重心就是推动开荒，怎么能不去现场呢？”因为路远，场领导安排车送她，她坚决不要，说：“别人能走，我也能走！”

    在海南岛东昌农场劳动时，彭儒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和大家一起开荒时，工人们怕她累坏了就让她休息。彭儒不听，对大家说：“我下来就是要通过劳动向你们学习的。”工人们很感动：“您年岁这么大，又是女同志，还这样干，我们年轻人更应该鼓足干劲，加油干了！”

    彭儒刻苦扎实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誉。1960年，她当选全国首届“三八红旗手”。面对这一荣誉，她特别高兴。“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到了一项荣誉，而是我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党和群众的满意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誉！”彭儒说。

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

    革命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磨炼了彭儒的坚强意志，养成了她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形成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

    1934年，为了在中央苏区形成勤俭节约的风气，陈云、邓颖超、博古等23位中央苏区机关的同志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编辑部，表示要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彭儒就是这其中的23人之一。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看到来自领导机关的这封特殊的联名信后深受鼓舞，随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约运动，三个月时间就节省粮食4000多斤，节省光洋80万元。

    改革开放后，条件好了，彭儒仍然穿着朴素，吃饭简单，绝不浪费。她经常对子女们说：“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不能生活上互相攀比摆阔气，不能搞高消费，要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彭儒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要求他们“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同工农子弟交朋友，多向他门学习”，不搞特殊化，对自己则更为严格。解放初，国家实行供给制，丈夫陈正人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配备有吉普车，吃饭吃小灶，她按级别吃中灶，孩子们吃大灶，她和孩子极少与丈夫同桌吃饭。彭儒不准子女用丈夫的专车，自己也从不用，多年来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彭儒被评为行政10级。虽然她长期负责组织人事工作，但这一级别近30年始终没有变。每次在调级工作时，她非但没有利用工作之便给自己调级，相反在她符合条件时，她都主动把机会让给级别低的下属。她说：“我工资够高了，把调级的机会让给年轻的同志，他们比我生活要困难得多。”

    到北京工作后，彭儒对自己对家人的’要求更加严格。她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绝不能搞特殊化，绝不能多吃多占，“凡是和公家沾边的东西都不要碰，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严于律己的同时，对同事、对朋友、对群众，彭儒则平易近人，平等待人，没有一点架子，  而且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人，把他人的冷暖挂在心头。因此，她的同事，熟悉她的人，都亲切地  称呼她“彭大姐”。20世纪50年代，作为农垦部政治部副主任的彭儒，有一次到火车站为一批调往青海的转业军人送行，突然发现一对小夫妻正抱头痛  哭，连忙派人了解情况，才得知  这位转业军人的老母卧病在床，妻子又快临产，家中十分困难。彭儒当即与局里同志商量，并征得领队负责人同意，将这位同志暂时留在农垦部工作，解决了他们一家的实际困难。1960年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彭儒的一位同事从外地调来北京，他的爱人刚生小孩，家里还有两位老人和一个失明的孩子，生活十分艰辛。彭儒获悉这一情况后，连忙从家中拿出仅有的一点红糖和一袋黄豆送给产妇，并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拿出20元钱给予帮助。

心系老区默默奉献

   当年与彭儒一同从碕石村走出来参加革命的彭氏家族子弟共有160余人，他们打仗是英雄，宣传是骨干，做群众工作是模范，在红军中极为活跃，“彭家将”的美名曾在井冈山广为流传。然而，“彭家将”中的绝大多数都为革命英勇捐躯。彭儒晚年曾多次讲：“我是革命的幸存者，碲石‘彭家将’100多人只有我和嫂子吴仲廉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可惜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感到庆幸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理想已经初步实现。我知足了！”

     在回忆当年革命历程时，彭儒总是说：“当年我们闹革命时，得到老区人民的无私支持、同情和帮助。老区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今天我们革命胜利了，千万不能脱离群众。千万不能忘记老区人民的恩情！”

     1985年9月，彭儒从中央纪委专职委员的岗位上离休后，并没有闲着，而是继续关注社会与民生。群众有什么事情给她写信，有时候一天收到好几封。对于群众来信，她每一封都十分重视，分好类转交给有关部门，还时不时打电话询问办理结果。

     为了回报老区人民的恩情，离休后的彭儒将自己大部分精力用于关注老区的建设，努力为江西、湖南等老区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她组织子女深入了解国家有关政策，在政策许可的情况为老区办些实事。经过彭儒等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老区的一批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一份并不完整的账目，记录了彭儒10多年间个人对社会的默默奉献：捐助希望工程、老区教育5.2万元，捐助4.2万元，赞助老区革命史籍出版及陵园建设8.7万元，资助烈土子女及亲友15万余元…

     彭儒同志的秘书曹孟祯介绍，彭儒平时捐款都是十分积极，捐款金额也是比较高的，2008年我国南方发生冰冻雪灾，她一次就捐了2万元，还不包括后来以特殊党费名义捐的款。只要她知道哪里有灾情就捐款。

    作为一名走过98年风雨征程的老战士，彭儒见证过无数的生离死别。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彭儒对死亡毫不畏惧。她曾多次向子女谈到过自己身后的事情：“我去世后，你们不要向组织上提任何个人的要求，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你们要用我的积蓄向党组织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以表达我对党的热爱和忠诚；如有需要，将我的遗体捐献出去，给医学事业解剖，为医学科学发展做最后的贡献。”老人去世后，子女们批调往青海的转业军入送行，  遵照她的遗愿，向医院捐献了她的遗体，将她的5万元积蓄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为她交上最后一次党费，给老人波澜壮阔的人生划上完美的句号！

     斯人已去，井冈山革命时期最后一位老红军走了！但是彭儒的革命精神犹如井冈山永不凋谢的红杜鹃，火红灿烂，光照人间！

 

来源：纪检监察报   记者：沈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