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国际机场有着“第一国门”之称，而作为其“掌门人”的李培英也曾显赫一时。但2009年2月10日，对于李培英来说，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其死刑。李培英终于品尝了犹如剑锋悬头一般冰冷的毁灭之感。那时，这个曾对办案人员说“把‘死有余辜’一词用在我身上也不过分”的李培英，心中还留存“侥幸逃过一死”的念头。然而，7月6日上午山东省高院维持一审判决的判决，让李培英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8月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李被执行死刑。
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为什么会肆无忌惮地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近乎疯狂地贪污受贿敛财，从而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呢？
“权已经有了，缺的是钱”
——用3500万元的公款还上赌债后不到10天，又赌输了620万元
首都机场公司注册资金50亿元，总资产538亿元，还全资拥有国内15家机场，参股了2家机场，被誉为中国机场公司的“航母”。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李培英也意气风发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然而此时的李培英想的不是如何开拓创新，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是将手中的权力与金钱放在了同一个天平上，把权和钱放在一起比较的结果是:权已经有了，缺的是钱！
此时的李培英已丧失了最根本的廉洁意识，贪欲之门大开。他为自己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个体户有什么本事，身价几千万、上亿，心里面也不服这个气，觉得我怎么就不可以……”
于是，大权在握的李培英也就有了大手笔的“表演”:
深圳一辉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麦某为了能巴结上李培英，以李培英的名字办理了一张长城信用卡送给他，并陆续存入10万元，李培英个人消费7万多元。不过很快，麦某就发现李培英的兴趣不在于此。小试牛刀后，麦某得出了结论:“李培英不是小恩小惠就能打动的人，不能用这种小市民的做法。”“你要投其所好！”
很快麦某就发现，李培英喜欢豪赌。赌博需要钱啊，要李从工资里拿钱是不可能的事。没有钱又喜欢去赌，自然要找到愿意出钱的人，而这样的人不请自来。麦某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1998年至2001年，在麦某的陪同下，李培英先后14次去澳门赌博，赌场上的李培英就像抽了“大烟”一样，什么都不想，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筹码，就看是赢是输。
李培英由一开始的5000元、一万元、五万元发展到后来的出手就是几百万元！最多的时候李培英一次下注就输了600万元，钱在李培英的赌桌上真的不值钱了！“成百万的输了五六次，到那个时候就把钱当成塑料牌了！”李培英作了如是的诠释。
李培英在赌桌上声势浩大，出手阔绰，赌场待他如上宾，有专门的“马仔”贴心侍候，端茶送水，无微不至！还有私企老板为自己出赌资，李培英在澳门赌场里过着神仙般的逍遥生活，大有乐不思“蜀”之感！
赌性发作的李培英不仅在澳门赌，而且假借公出之名“周游”世界各地的赌场。
“不知不觉”中，李培英已输掉赌资2700余万元港币，赌债均由麦某提供担保并通过深圳的地下钱庄为其垫付。
赌债是个无底洞，麦的公司已经没有钱为其还债了。于是麦某到北京找李培英要债。
等人家开始要赌债的时候，李培英害怕了。此时的李培英很清楚：“赌债是不能欠的，没准会对生命有威胁，对自己的位置更有威胁！”
一定要想办法渡过“难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时的李培英竟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赌债，也就只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
李培英问麦：“你要多少钱？”麦老板毫不含糊地张嘴就是3500万元！有把柄在别人手里，明知是连蒙带骗，李也只有认了。
350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自掏腰包是不可能的，李培英首先想到的是公款！直接从单位拿钱太显眼，怎么办?他颇动了一番脑筋，正好单位有委托理财的钱在外面，就从这里调！
李培英大笔一挥，从首都机场委托给中国民族信托公司的理财资金中私自转走了3500万元，巨额的公款就这样挥霍在了赌场上!
还完钱后不到10天，李培英一时间手痒，又去了澳门。他连续两个通宵没睡觉，在澳门赌场“鏖战”，结果又输了620万元，连陪他去的私人老板都看不过眼了，劝他：“输得差不多了，赶紧走吧。”
由于没有人帮李培英还这笔账，这笔赌债一直拖了一年，按照赌场加收利息的规矩已达800余万元港币。正一筹莫展之际，某私营老板覃某送上门来了，于是李培英狮子大张口，一下子便索要了1000万元。
作为回报，李培英先后利用投资、担保等方式为覃某提供6.3亿元的资金支持。
此时已没有人敢陪李培英去赌了，他索性一个人到澳门赌博又输了400万。
为了还这笔赌债，李培英在要钱的方式上也耍起了手腕，以麦某欠债要还钱的名义向一个香港老板蔡某索要400万元港币。
为了赌博，一个电话就可以调来数百万的现金。为什么这些老板能够心甘情愿地给李培英送钱还赌债呢？
李培英的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是无利不起早，你不帮他忙，人家也不会帮你。”“我们有资金啊，贷款也好、担保也好，帮他拆借也好，都能帮助他发展他公司的业务嘛！”
权钱交易的勾当昭然若揭！李培英作为国企负责人，一边是从私企老板手中源源不断地拿到赌资，另一边是从国有资产中掏空了数亿元的资金。
大权独揽，独断专行
——大笔一挥从理财金中转走4000万元，还“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账做平了
早在1995年出任机场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时，李培英的内心深处就开始涌动起一股暗流。李培英坦言：“当了机场副总的时候，开始有官的概念了。”
第一次有了官的概念，第一次有了权力，这对出身农家的李培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随之而来他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他善于交际，更乐于交际，于是乎花了大量的时间用于“迎来送往”。
在面对朋友的请托时，与其说有了权力的李培英有了帮人办事的底气，倒不如说是找到了炫耀自己拥有权力的机会。
“当了一把手之后，感觉没有自己干不成的事，也没有自己办不了的事，上上下下关系也都比较通，这个时候开始飘飘然了。”
这种改变也慢慢开始在工作中有所显露。
1999年机场股份公司上市需要给证监会报送材料，本来应该由集体决定的事项，李培英却自编自演了一场“独角戏”——
首都机场集团一负责人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的会，什么时候讨论的。但是居然写着某月某日已经开过会，而且会议的名单当中居然有我。”
此时的李培英集经营、人、财、物大权于一身，下属唯李培英的命令是从，凭一句话、一个批示，李培英就能随意调动大笔企业资金，制度规定早已经形同虚设。“基本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大家也都听我的，也配合，这个事让财务办也就办了，让投资公司办也就办了。”当时的李培英可谓一言九鼎！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体验”，李培英以后的日子里胆子就更大了。
2000年9月，李培英支出4000万元，与他人一起成立了北京海问创业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培英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从2000年9月至2007年6月案发，李培英从未向首都机场领导班子通报过投资入股海创公司的事，也未通知单位有关职能部门对海创公司进行监管，首都机场的档案材料中也无入股海创公司的记载。2007年4月，李培英个人从海创公司分得董事费12万元。原来，2000年12月，李培英借机场集团、机场股份委托北广联理财之机，产生贪念，将此4000万元作为亏空打包转给北广联，如此一循环，4000万元就被其个人控制、支配、占有，而且账面上早已做平此款。
还是那个麦某，1996年将自己的公司挂靠首都机场名下，1998年6月到2000年6月，李培英为麦某提供贷款担保总计3.9亿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不，那个曾给过李培英“帮助”的覃某，也向李培英提出了“特殊照顾”的要求。
2002年6月，李培英利用担任机场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卓京公司老板覃某请托，安排机场建投以合作开发上海香樟花园的名义为卓京公司提供资金9000万元，期限3个月；2002年9月，李培英再次安排机场建投以合作开发上海香樟花园的名义为卓京公司提供资金9000万元，期限3个月；同年8月，李培英安排机场建投为卓京公司提供借款3亿元，期限一周；同年9月，李培英再次安排机场建投为卓京公司提供借款1.5亿元，期限18天。截至目前，卓京公司仍有2.06亿元本金及部分利息尚未归还。
作为回报，覃某除了帮助李培英还了1000万元的赌债，还送给李在美国读书的儿子100万美元。2003年11月的一天，李培英以有事需用钱为名向覃某索要50万元现金。当天晚上，覃某又将40万元送给李培英。
欲壑难填，拆了东墙补西墙
——国家亏了2.6亿多元，自己却有了8250万元的“零用钱”
首都机场集团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国家为帮其发展壮大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李培英作为“一把手”，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而当其把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的时候，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2000年初，李培英决定将机场集团、机场股份的5亿元资金委托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理财。中民信用理财资金购买大量股票，2000年下半年，该股票出现较大亏损，作为决策者的李培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期间，李培英还暗地从这笔理财资金中私自转走8250万元。在提钱的过程中，狡猾的李培英为了掩盖自己的行径，并不是直接从账户里面提取，而是转到了其他的账户，又分别往下转到若干个账户，最后提走支票。此时，李培英转走的钱加上理财损失已经达到2.6亿多元。为弥补这些损失，李培英动用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关系网，找到了华闻控股下属北广联公司。作为条件，机场集团要追加10亿元资金交给北广联委托理财。在签订协议的时候，资产委托协议的收益率比正常的要低，等于最终还是由首都机场承担了理财的亏空。用机场的钱还了机场的账，而且从表面上看，等融资期满后，首都机场账上会显示本金全部归还，还有一定收益入账。
多么精心的设计!转来转去赚自家，亏来亏去亏国家！本为赚钱的理财投资，国家亏了2.6亿多元，而李培英自己却有了8250万元的“零用钱”!
有了8250万元的“零用钱”，李培英用其中的3500万元还了赌债。1998年，李培英的亲属等3人出资750万元以机场商贸名义投资黄河股份，由于产生了股权转让纠纷不能回购股份，750万的股票眼看就要成为一堆废纸。这个时候李培英为了家人的利益又从这笔资金中划出了750万元。还有4000万元是用于前边提到的海创公司的投资。
办案人员介绍说：“此案涉案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的损失也特别巨大。至今尚有6个多亿的资金没有收回。”
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在李培英的手里挥霍，对于自己的责任，李培英也不是毫无感觉。事发后，李培英对办案人员忏悔道：“触目惊心，把‘死有余辜’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也不过分。”
多行不义必自毙！2009年7月6日上午，山东省高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判决：李培英贪污8250万元，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受贿2661.44万余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丧钟为腐败分子而鸣，警钟给领导干部敲响
李培英走上贪污受贿的不归路，教训深刻而惨痛。
翻开李培英的履历，他1950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广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68年中学毕业后当兵，1969年成为我国较早的一批飞行学员中的一员，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8年民航体制改革，李培英被分配到了首都国际机场。由于工作出色，不久，李培英便当上了机场公安分局的局长。先后出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集团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2年12月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后改任党组成员）；2007年1月任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纵观李培英的成长轨迹，应当说他出身贫寒，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曾经勤奋工作，有一个奋斗的青年；曾经事业有成，有一个辉煌的成年；最终却走向了堕落，以悲剧的晚年收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培英的蜕变，是他长期以来放松学习，忽视主观世界改造的必然结果。随着职务的提升，李培英并没有加强学习，反而终日忙于各种应酬，把学习完全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在首都机场集团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李培英的学习笔记只有短短的一页。正如李培英自己所说：“学来的东西基本上都装到了‘手电筒’里，去照别人的多了，很少用来照自己。”学习越来越少，自我要求越来越松，直接导致了他信仰褪色，精神空虚，逐渐成为热衷于寻求刺激，沉湎于赌博不能自拔的赌徒。为了偿还欠下的巨额赌债，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贪污公款、收受贿赂。从最初一次收受几十万发展成后来一次收受上千万，从最初的推让客气、犹豫再三到后来明目张胆、大肆索贿，就这样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国有企业外部监督不到位，内部管理不严格，是李培英走向犯罪深渊的客观原因。有关单位设立了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监事会，但监事会成员每年只是象征性地到首都机场了解情况，并未通过有效手段深入检查公司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隐患。外部监督有如“牛栏关猫”，对李培英根本没有制约作用；而集团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在李培英眼里根本就是“纸上划划、墙上挂挂”的东西，对他完全没有约束力。
外部监督的失效、内部管理的失控，致使李培英逐渐有了“天马行空”的感觉，把企业自主经营变成了领导干部个人经营，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李培英留下的教训值得人们深思和汲取。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加强世界观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李培英是一个有着38年党龄，从战士、飞行学员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干部。随着职务的升迁，特别是担任机场集团主要领导后，放松了学习和世界观改造，自甘堕落，直至发展到大肆贪污受贿。李培英案件再次说明，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如果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作违法犯罪、谋取私利的手段，必然遭受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的可悲下场。
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建立健全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党内询问和质询、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真正从体制和制度上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大预防力度，治病于未发之时；发现同志有问题要早打招呼，早提醒；对腐败分子，要像扁鹊那样动手术、下猛药，务必严肃查处。
……
悲剧不应重演，悲剧也不能再重演！
丧钟为腐败分子而鸣，警钟给领导干部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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